第三卷：一代天驕——第二十五章：君權神聖（3）

 ……國之立也，無計劃不足以定根本，乏籌謀難堪為律令，諸事同理，財賦尤甚。如賦稅一道，先秦定治粟內史，以丞相統之；而孝武重內廷，後世遂有戶部之設。鹽、鐵諸務，國脈同於糧賦，故桑弘羊治會議於前，孝欽帝設三司於後，足見工商之利，非丁戶之賦足限；市賈之財，難出入之稅量計。民以食為天，農用不足，則工商財為無用；故工商之行不得越糧賦之虧限。而工商促財用，鼎技藝，一工匠造一水車，費工時一月，耗財帛若干，然則水車之利，可使百畝之田滋潤數載，其利輕重，足堪論也。故有古諺雲：礪刃光陰，不耗薪時，其理是謂也。二論皆有所長，亦有所欠，僅田賦不足以強軍國，只工商難堪得富庶眾，二者並行，其道不孤。然上至一國，小至一里，農用盈欠，工時長短，商用短長，其術，其勢，其法，皆國計也。今廟堂三司，僅丁戶、鹽鐵、度支，雖名曰總理財賦，實則不過出入之道，未足以當“國計”之稱。國計者，以一定之論，議一定之法，籌一定之數，據過往之成例，基年度之實際，期來歲之盈富，定律定數，分配出納，使一州一縣之資用，既足以食黎庶，又堪得促工商，如此本末相衡，縱有失政，有計劃可堪，使生貪瀆，有賬目可循，惠民之律，當不至成害民之法……

 陳素讀著這些近乎白話的文字，心中早已沒有了初見時的嘲諷之意，這本小冊子雖然一眼望之便可知是個文墨粗淺之人所著，但其中的蘊意卻實非同尋常。

 說白了。這本冊子當中地觀點，是將朝廷的財政政策當做一門博大精深地學問來看待的。儘管實際上現在的宰相朝臣們已經逐漸形成了這樣的觀念。但是對於那些從唐代貴族政治傳統中走出來地士大夫們而言，能夠突破義利之辯的禮教大防便已經是天大進步。要知道，初唐貞觀年間，戶部下屬地度支郎中一職因為天天與錢糧這等俗務打交道而被朝野視為畏途。那些天天在朝堂上高談闊論的謙謙君子們寧願做個閒職也不願意出任度支天天打算盤，導致當朝宰相譽滿天下的賢人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一直親自兼任此職。整日和賬簿算盤打交道。

 而李文革在冊子裡提出的所謂國計說，實際上是將整個政府當作了一個大型商號，只不過這個商號地盈虧並不僅僅以收入和投入的金錢數字來考量，而是涉及到了許多社會分工方面地學問。說得淺白一些，這篇關於國計的文章實際上是一篇講述政府應該如何分配投資額度以及如何計算收益的學問。若是在李文革那個時代，這門學問大約可以被簡單地稱之為“國家投資學”。

 在這篇文章中。李文革只是簡單地將社會分工按照傳統的農工商進行了分類，他提出政府應該有計劃地對這三個領域投入資金或者勞動力，這個計劃不是盲目制定，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和過往經驗乃至政府目的進行計算，既要保證農業收成，同時還要能夠增加政府財賦收入、鼓勵商業貿易流通，促進工業技術革新。

 目前延州的局面，實際上是一個重工商而輕農業的局面，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畢竟農時是有限制的。在農業還停留在小農經濟各自為戰局面下的時候。並不是收容多少流民就可以得到多少農民，公田制度執行需要時間。開墾田地需要時間，播種耕種同樣需要時間，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天時和土壤肥沃程度等問題，這個轉化過程很難在短時間內完成。

 但是成千上萬地人張著嘴等著吃飯，於是李文革就不得不修路造橋興修水利，靠這些大工程來暫時吸納流民地勞動力，既使其體力不被浪費，又不使其因沒有事情做而餓肚子。這種政策在二十一世紀被稱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其目地便是拉動內需，創造就業機會，減少失業人群數量，以確保社會穩定。

 但是這種政策顯然是不可能長久的，李文革興建的基礎設施雖然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但是從根本上在近期內怎麼說都是賠錢的買賣，若是一直這麼幹下去八路軍政府只有破產一途。因此為了緩解財政壓力李文革不得不接二連三對外發動戰爭以獲得戰爭紅利，慶州之戰實際上是個典型的例子，李文革是靠高允權和郭彥欽這兩個守財奴多年來苦哈哈積攢下的這點家底撐過了執政的兩個年頭，他用這些錢買糧食買馬匹買器械買甲冑，以養活他麾下的三十萬民眾和一萬軍隊。

 但是這種政策明顯不能持久，像高郭這種特例即使在關中也屬於極少數，比如說此番出征夏州，八路軍的消耗就明顯大於繳獲，這樣的仗只要再打上一場，李太尉就要面臨揭不開鍋的窘境了。因此面對馮家的進犯李文革儘管很是惱火，而他本人對於靈州的地理位置也確實垂涎三尺，卻還是隻留了一個半團的兵力在西北前線，將主力撤回了延州，並不是他不想打這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