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章：賢良文學的禍害

另一個證據是，一旦王朝商貿繁榮，賢良文學的地位就會受到衝擊，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應對商業帶來的新事物。比如唐朝西域絲綢之路。在武周以前，賢良文學一派都休想當朝廷的話事人。

待到宋朝，雖然西域有西夏遼金阻隔，但海貿卻也大興。特別是南宋一朝，為了支付高額的歲幣，不得不加大海貿交易。

新興的事物促使朱子再一次把自己從賢良文學的道德文章中剝離出來，重新認識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慾。

朱子之理，將西漢初年的道家與儒家結合了起來。何者為理，理著道也。

先秦及以後，士子特別是賢良文學多厭惡道家，一大根源在於道生法。循天道辦事，必在人間立法。道家難免轉變為法家。天道遠而人道近，何苦捨近求遠呢？當然，更關鍵是沒有誰能保證自己掌握了天道，當世之人還無法驗證天道。

這種一個人的天道，最終也難免黨同伐異。

然而，這不是天道的問題，是當世之人不張我演繹與歸納兩大求證天道工具的問題。

在先秦之時，法家上臺，何以百姓苦不堪言。其根源在於，法家的法與道家的道不是同一個東西。法家的法是一個人的道，往往也隨一個人的生平而波動。

天道無窮，一個人的道如何能認作天道。這也是所有法家治國，最終難免皇族、君臣內亂收場。以一人之法奪千萬人之道，怎麼會不失敗呢？